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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向标变了!比起放开三孩,政治局会议释放出前所未有的重磅信号
发布时间:2021-06-2

中国的生育政策迎来巨变。


5月31日,政治局召开会议,审议了《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。


会议提出,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。然而,但这并不是今天最值得关注的点。


此次会议释放出了一个与以往极为不同的信号——


比起“生”,如今中国政策重点更在“育”。


比如,会议前所未有地提出要”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”,“要将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考虑”、“降低家庭教育成本”。


我们很可能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
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,从结婚、生娃、住房、教育、离婚、养老,中国式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婚育制度正在渐成体系。


展望未来,各地或将酝酿诸多不同寻常的动作。


一场前所未有的平权运动在中国拉开了。


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,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。


中国年轻人不想生,不是生不起,而是养不起,归根结底,是方方面面造成了生育成本的高企。


全国养娃成本最高的10大城市均突破百万,北上广深4大一线更是在200万以上。这还都没算上买学区房砸入的那大几百万“押金”。


全国养娃成本TOP10城市

数据来源:苏宁金融研究院

生一个孩子,大家就无休无止内卷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;生三个孩子,就是从自家卷起,光是一家人内部资源分散,起跑线就落后了一大截。


而在养儿育女的每一个阶段,地板与天花板的差距之大,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


图源:21世纪经济报


最近年轻人“躺平”的话题走热,背后也是年轻一代不可忽视的生存焦虑。与其说是年轻一代低欲望,不如说是迫于无奈之下被动降低需求,不结婚,不生娃,不消费……对微观个体来说,这是理性选择,也是个体自由,但从宏观层面而言,却会严重伤害经济的内生动力。


所以,国家出手了。


会议罕见强调,“要将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一体考虑,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、家庭观教育引导,对婚嫁陋习、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,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,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,降低家庭教育开支。


生育政策不再是单独呼吁放开生育,而是需要体系化对待、多举措应对的问题了。


从现在开始,中国的生育政策,重点不在“生”,而在“育”。


国家的力量将会更加深入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家庭的决策中,从结婚、生娃、住房、教育、离婚、养老,中国式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制度正在渐成体系。


未来五年,中国将会酝酿更多不同寻常的动作。


按照既有的大趋势,我们将给大家展示几个大猜想。


第一大猜想:课外补习班机构将倒掉一大批。


大家知道现在的清北毕业生,最喜欢去哪里吗?除了体制内,就是教育培训机构了。


2019年北大校本部2822名毕业生中,去向最多的行业不再是高含金量的金融业,不再是全国一流的互联网大厂,而是教育行业,总数650人。剔除掉去体制内的(高等教育单位509人、中初教育单位112人),剩下的29名精英大概率是流向了民营的教育机构。


对比2017年北大校本部2421名毕业生的去向,教育排名只是第四,人数是2019年的一半左右。

北大2020届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去向中,教育业居首,三个典型就业单位全都是培训机构。

清华也不例外。清华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,从2019年到2020年,包括培训机构在内的教育业就业人数,从316人上涨到436人,占比从11.8%上涨至15.5%。


相对公立学校而言,课外补习班、培训考试机构、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——影子学校。


这批站在中国教育体系顶点、身披光环的年轻人,转身加入了影子学校,将自己的名校光环兑现。


最近我跟几个哈佛、牛津、常青藤毕业的同龄朋友聊天,问起在哪工作的时候,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的一致:xx教育机构。


这让我非常吃惊。


为什么现在最优秀的大学生都扎堆进入课外补习班呢?


很简单,因为这些行业真的很赚钱,能给他们超越绝大多数同学的高薪。


如今寒门出贵子已成为了一种遥远的神话,如今大行其道的是鸡娃和他们的虎爸虎妈。教培机构一边挥舞高薪,从顶尖高校吸引师资,一边大手笔投入广告营销,给父母们制造焦虑。


无数中产阶级家庭被席卷而入,心甘情愿的掏出钞票“鸡娃”,教培机构就像检到了一台印钞机。


相对公立学校而言,课外补习班、培训考试机构、线上教育公司有一个统一的名字——影子学校。


老师、家长、学生都将影子学校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“替代品”,付出更多金钱和时间去鸡娃,以为自己拿回了一部分受教育的自主权,其实还是为了更好地挤压公共教育的独木桥。


这看似是一种做选择,但其实是把自己献给了另一套体系——资本和技术的控制之下。


当资本开始把持教育,并鼓噪社会焦虑情绪来获利时,它们就已经被纳入了监管的射程之内。


这半年来,监管重拳出击在线教育机构。


从禁止广告、线下关闭整顿,到各级部门多次发声监管,新东方、猿辅导、高途课堂(跟谁学)、好未来(学而思)等在线教育机构都经历了股价暴跌。


最近,好些校外教育机构已经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裁员,就是意识到未来再也无法四处扩张了。


曾经信誓旦旦要冲进教育行业的几家互联网大厂,也都偃旗息鼓开始业务整顿。


全民鸡娃狂欢,不单单是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成本,也让很多年轻人对生娃、养娃望而却步。


如今,躺着收割的好日子,一朝变成了行业生死拐点。


第二大猜想:教师轮换制或将大面积试水,学区房价值大打折扣。


为什么中国的学区房特别贵,因为好的师资力量都集中在了市中心。


只有老师们在全市范围内流动起来,才能提高郊区教学质量,让市区和郊区的教育资源均衡化。


在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方面,日本值得我们借鉴。


自二战之后,日本实行了教师“定期流动制”,法律规定所有教师和校长不能在同一学校的任期超过一定年限,对于流动的教师还会给予给予相应的津贴。有数据显示,日本教师平均每6年流动一次,校长3~5年换一次学校。


日本这一制度实行了70多年,极大地缩小了学校之间的师资力量差距。


国内虽然有所仿照探索,但有的地方是按比例流动轮岗,并非涉及所有教师队伍,流出去的教师可能并非特别优秀,也有的地方局限于在本区县内流动,对于郊区薄弱学校的师资状况改善不大。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。


像东京都就将所属区、市、町、村分为 12 个区域,每个教师必须跨越三个区域任职。这种流动安排就较好地缩小了地区间差距。


教育资源的充分流动,也有助于解决天价学区房问题。


在家长和学生背负的大山中,最“不应承受之重”就是学区房体系。


中国一套套天价老破小学区房,都是教育资源不均衡、严苛的户籍制度共同酿成的苦果。


在4月份政治局会议中,高层罕见提出了“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”,说明了当前解决学区房问题的紧迫性。


如果任由学区房的火再烧下去,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剥夺公平的教育权。随之而来的,是更进一步的内卷和阶层固化。

 

而且,学区房的金融属性比一般的房子强,更高的杠杆代表着相应更强的金融风险。


在教育资源+房价+户籍的三重捆绑中,只有解决教育的问题,才有希望解决后两个。


北京、上海的动作都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。


去年4月,北京教育资源最丰富、学区房最贵的西城区就动手了,出台“多校划片”“六年一学位”政策,小学将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。


今年3月,上海发出“名额分配综合素质录取”,要对学区房釜底抽薪。

学区房改革将会加速向全国蔓延,数十万一平的学区房走到末路了。


这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改革,也很考验各地决策者的胆识和魄力,需要一股把长期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心。

第三大猜想:高彩礼将成为历史,一场移风易俗的婚姻改革即将展开。


5月26日,那块新时代中国改革试验田又传来新消息——


雄安被确认为河北的婚俗改革试验区,将通过3年实验,遏制高价彩礼、人情攀比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等不良风气。


想要介入社会习俗,通过观念教育当然是仅仅不够的,那么更有力的手段,或许便是出台彩礼指导价了。


天价彩礼已经成为压垮农村低收入男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看看现在这份天价彩礼地图,超过10万的省份有浙江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内蒙,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娶不起。

前段时间,江西某银行还专门配合农村天价彩礼的陋习,别出心裁“推出”了一份“彩礼贷”的产品,结果就遭到了社会各界、主管部门的痛批。海报写着,最高可贷30万元,年利率为4.9%,贷款用途为新婚旅行、购买首饰、购买车和家电等。


婚姻变成了负债,连最后一点美好都抹掉了。

娶不起的背后,主因其实还是扭曲的性别比,是娶不到。


据统计局公布的七普数据,中国20岁至40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。特别是高彩礼的江西,90后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,达到了120.8:100。


所以,限制彩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除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,还需要完善农村养老体系,解决农村老人嫁女的后顾之忧。

会议指出,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,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,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、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、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。


这意味着,三孩政策正式落地!

我们在去年10月十四五规划马上出台,中国即将发生的12个巨变一文中就预测,十四五期间将全面放开三孩。果不其然。


揭家底的七普数据显示,全国出生人口出现了“四连降”。在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之后,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和 2020年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下降为1723万、1523万、1465万和1200万,四年累计降幅达到32.81%。


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,预计 2050年全国出生人口规模将下降到873万人左右,比目前出生人口规模减少 1/3 以上。


另一边,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渐入尾声。


202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十年前少了2947万人;老龄化人口则相比二十年前翻了差不多一倍,未来15年中国还要再增加一亿个老人;0到14岁的婴童数量,在三十年时间里减少了四分之一;总而言之,以后工作赚钱的人会越来越少。


虽然目前我们的人口结构还是长方形,维持GDP 6%的增长问题不大,但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,严重的少子化、凶猛的老龄化叠加人口性别比的扭曲失衡,会不断降低中国经济的活力,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生育水平。一旦步入倒金字塔结构,人口萎缩已经如猛虎,想拦都拦不住。


之前央行一份老龄化工作论文中特别警告,在倒金字塔时期,代表社会最大负担的老年人进入资产清算阶段,简单说就是老年人开始通过卖房、卖股票、卖债券来维持生活,而这部分人的比例又非常接近那些要买房、买股、买债的劳动人口,因此可能会导致资产清算压力上升,资产价格承压。

图源: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 

《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》


针对三孩政策可能让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,会议提出,“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,加强税收、住房等支持政策,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。”


短期来看,三孩政策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,刺激消费。


从中长期来看,这是中国构建内循环经济的手段,对国民资产安全、国家财政收支、国防安全、甚至是民族大业都有深远的影响。


然而,单纯放开生育政策已经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,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了。

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策重点,会从“生”转向“育”的原因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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